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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有关于现代化的论述,
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起始于新中国的成立,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原创性贡献形成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
创新了现代化话语和文明话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该概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从我国现代化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原创性概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考释这一概念的生成与渊源,探讨其话语创新。
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理论渊源
概念是理论的结晶,原创性理论最集中地表现在原创性的概念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的一个关键词,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第一,“现代化”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生成。“现代化”是一个舶来品,是modernization的汉译,modernization的词根是modern,该词衍生出了modernity(现代性)、modernize(使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三个词汇,这三个词汇大致形成于17—18世纪。经过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的努力,现代化思想逐渐成熟。马克思语境中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划了一个时代,它同以往社会相比,无论在何种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别,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个文本中探讨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共产党宣言》描述了“工场手工业”代替“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的过程,继而,“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现代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过程,资本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资本逻辑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塑造了市场领域的“理性人”;资本逻辑塑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塑造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架构;资本逻辑塑造了冷冰冰、赤裸裸物质主义的人际关系,前现代社会“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被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所代替;资本逻辑塑造了“日益简单化”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逻辑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了全球化。所以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讨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新世界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创造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资本塑造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的过程。当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却毫不吝啬其溢美之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modernization”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早,据黄兴涛考证,modernization概念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并没有被译作“现代化”,而是与“西化”“欧化”相互通用,包含进步、改善、改革、发展等积极内涵。日语曾经把modernization译作“近代化”,日语“近代”与“现代”常常互用。西方近代史学将人类文明史粗略地分为古代的(ancient)、中世纪的(medieval)、现代的(modern)三个阶段,现代化就源于modern一词。近代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中体西用论”“西化论”“中西互补论”等思潮的出现和争论为现代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思想基础。五四时期出现了“全盘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理念,也出现了以严复、辜鸿铭和杜亚泉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同时也有人主张“中西融合”等理念。这些理念进一步深化了国人对现代化的思考。汉语“现代化”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零星出现在报刊上,被国人广泛使用始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策划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自此,“现代化”概念逐渐代替“西化”概念,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词汇。解释学认为,理解和阐释既是一个“据为己有”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他者意义”的过程。通过阐释而“据为己有”有两种意义,一是“把某种原本是陌生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一是“以新的概念重构有待阐释的在者”,但阐释的“据为己有”并不消灭他者,是“陌生性与熟悉性、他者与自我综合与中介”。中国人接受“现代化”概念的过程就是把这一外来概念“据为己有”的过程。一旦“现代化”概念被中国人“据为己有”,中国人就开始用这一新概念“重构”和“阐释”中国的“在者”了,开始思考研究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了。重要理论概念是分析现实、解释现实的范式,“现代化”概念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对中国人分析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影响就是用“现代化”概念所彰显的范式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但这个时期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概念的运用。民国时期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曾经非常热烈,但追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理论渊源主要是梳理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探讨现代化的主要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该如何推进社会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的社会模式,“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第二个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模式(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消灭国家的统治功能,保留管理职能),等等。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是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是“后现代化”的社会,共产主义不需要考虑“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是东方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晚年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革命和发展问题,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也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其革命需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之后需要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应该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渊源,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列宁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在探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问题,苏联建国初期曾执行了一段时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这一政策逐渐引发了社会不满,列宁适时地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新经济政策”是适合苏联国情的,不过新经济政策后来被计划经济所代替。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开始使用“现代化”概念分析研究中国问题。1931年,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文中使用了“现代化”,1933年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青年书中也使用了“现代化”概念,党的文献中大量使用“现代化”概念始于1938年。周恩来在1938年1月7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明确使用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词汇。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明确使用。1938年尚处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局部执政过程中探索现代化建设了,尤其是军事工业现代化,这是实现革命任务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此处的近代化就是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概念更多地与工业化相联系,甚至在有的语境中工业化就是现代化。1944年5月2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该文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工业化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化,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可以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印证,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思考抓住了现代化的根本问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何建设新中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要考虑的大事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
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生成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对现代化的探讨更多的是理论探索,表现在实践上只是局部执政,是局部的现代化探索,这些理论和实践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探讨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探索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的本质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谋划如何在贫穷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更多地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经验,逐渐形成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模式是计划经济的现代化模式,我们用“计划”的手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
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微观组织基础”,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还加强了中央对经济资源和经济决策的集中控制,从而扩大了指令性计划的使用范围”,计划经济在中国逐渐形成。周恩来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而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的途径是使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概括为“四个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中“工业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最重要,“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四个现代化”提出时所针对的背景就是当时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情。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与周恩来所提的“四个现代化”略有不同,周恩来讲了“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毛泽东没讲交通运输业,而是讲了“科学文化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略有调整,原来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调整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提出分两步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规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具体谋划,这些战略部署实现的方式都是计划经济。邓小平1975年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谋划,他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强调:“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都要讲”,这个大局就是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两步走”的谋划比周恩来1964年提出的“两步走”谋划更加具体,具体的时间期限也明确提出来了,但其实现方式仍然是计划经济。
(二)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观逐渐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观所代替,人们从“姓社”“姓资”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解放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又深化了对“市场”和“计划”的认识。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成功发展经济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两种手段。党的十四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创举,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30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凝炼,理论创新源于实践创新,邓小平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1983年6月18日在会见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邓小平提到:“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如下几种内涵: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说过,“什么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在1979年10月4日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低于“四个现代化”是邓小平“弓不拉满”“留有余地”政治智慧的体现,但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大致等同于“四个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讲:“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为实现“小康社会”。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提炼,人的认识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内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大拓展了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的,但其原创性的理论内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在2021年1月11日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5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此处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但所概括的特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沿用了这一概括。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理论内涵及特征做了一个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做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当中既有守正,也有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更多的是守正,但守正之中也有创新;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更多地体现了创新,但创新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拓展和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原创性内涵。
三、“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话语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认识升华,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重要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原创性贡献支撑了中国现代化的话语创新。
(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概念提炼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重要的理论概念就是解释现实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是贫穷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对于“贫穷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没有给出科学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回答。贫穷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既要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学习的时候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提出就是要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但还没有彻底解决挨骂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就是为了解决挨骂问题。“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为了用适合中国的概念讲中国的故事。西方媒体惯于用西方概念“阐释”中国故事,这种“阐释”大都是对中国的抹黑,中国的好故事只有用适合中国的概念、范畴来讲才能够讲清楚,才能讲好。思想源于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对中国时代课题的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适合中国的概念,也是中国现代化话语的集中体现,只有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所彰显的范式来讲中国的现代化故事,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故事讲清楚。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有很多话语创新,其创新体现在: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经济领域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能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党中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切中了中国经济的肯綮。“高质量发展”概念是习近平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重要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和话语。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是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总结概括我国民主政治实践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政治领域的体现。习近平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在内的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创新的集中体现。
第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充分彰显了人的现代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价值追求,强调“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协调,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富足是人的发展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待物质生活殷实之后,精神生活富裕问题必然会提上日程。现阶段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实现,物质生活已经比较殷实,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书稿中曾提到,“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中国式现代化是绿色的现代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发展。
第五,建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话语。西方原发现代化都伴随着殖民和掠夺,中国近代以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源于西方的殖民掠夺。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没有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创新了现代化话语
不管是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话语的创新。它突破了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话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摈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解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破解了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破解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用“走和平发展道路”破解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诸多发展难题,是现代化话语的创新。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也超越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明确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逻辑自下而上塑造资本主义的自发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驾驭资本逻辑的现代化,既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充分规避资本的消极作用。习近平明确提出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这一重大判断就是驾驭资本逻辑的体现。苏联现代化则是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消除了资本逻辑,但最终走向了苏东剧变,这是一条僵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明显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我们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规避市场的消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吸收借鉴了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优点,又超越了既有现代化模式,创新了现代化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汲取了人类现代化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现,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现代化话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创新了文明话语
习近平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创新了文明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话语的创新体现在:
第一,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物质文明,是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创新了政治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了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创造了社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创造了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就国际格局而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变局都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构建将由中国道路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文明观打破了国家、种族、地域、意识形态隔阂,彰显了多元文明共生共存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提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模式的创新。当下世界的文明形态可以用“主—客”的模式来概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主”,别人都是“客”,“客”必须服从“主”的利益,这是“美国优先”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可以用“主—主”的模式来概括,国家不分大小,都是主体,彼此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在交往过程中实现合作共赢、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主体间性”超越了“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应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丝路精神”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互赢”。这些主张超越了“中心—边缘”“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互利共赢的文明发展理念、交流互鉴的文明交往思维,这是文明观的创新,文明话语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渊源深厚,既吸收借鉴了人类现代化理论的优秀成果,也充分汲取了世界现代化历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话语创新意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是对现代化话语的创新,是对文明话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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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